冰雪夺去了崔之久眼睛的健康、右手的五根手指和同伴的生命，但这并没有使他离开，反而让他一生的命运正式和冰川相连。

有限

在起伏的地球表面，有一条隐形的线，海拔在此之上的地方即是积雪终年覆盖的世界。它具有强烈的边界意味——不再消融的雪可以形成冰川，大多数人类活动在此终结。冰川学家崔之久的研究以此为起点向上展开。

在冰川发育典型的青藏高原，雪线高度可以达到六千米。这表示他需要不断抵达那些高地，即使这带来巨大的危险。他是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进行地貌研究的学者，在自1957年起从事这项研究的最初几年里，冰雪夺去了他眼睛的健康、右手的五根手指和同伴的生命。但这并没有使他离开，反而让他一生的命运正式和冰川相连。

但在88岁的这一年里，崔之久觉得自己将要和冰川告别。他去了一趟玉龙雪山，这座山的冰川曾经在2004年发生过一次高速崩塌，当时他恰好在丽江，亲自去勘察了现场。17年过去，他再度前往这里，想观察它的变化。困难显现了，在本该如履平地的海拔2000多米高度，他发现自己走不动路，腿脚不听使唤。一个一米多高的坎出现在眼前，他爬不上去，只能先坐在坎上，再慢慢把脚挪上去，最后站起来。

在三四年前，他的感觉还不是这样，在野外，走上几公里不成问题。而根据他的学生、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威回忆，2015年左右，崔之久完全可以跟得上年轻的学生们，兴致高的时候还会唱李娜的《青藏高原》。衰老的气息拖延了很久，终于还是找上门来。

和很多守在书斋或实验室里的学科不同，地貌学要求研究者进行大量的野外实地考察。在野外的力不从心意味着在科研里的某种退场。在这个行当里，跑野外最多的老先生也是干到88岁，崔之久算是平了这个纪录。而人的生命长度，在冰川的纪年面前不值一提。

晚年开启的生命中最后一个课题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冰川如何形成的宏大命题。中国的冰川和南北极不同，属于中低纬度冰川，与高山拥有很密切的关系，它的出现是气候变化和地质构造运动耦合的过程。做区域的冰川研究，冰川学家们已经很熟练，而这样宏观的课题在当今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崔之久希望他的研究最后能归结于这里。

2011年年底，他开始着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2年9月，《青藏高原第四纪冰期旋回与构造隆升耦合机制及过程研究》项目批准书下达，次年1月，正式开始执行。北京、兰州、广州等地的研究者们都被调动起来，张威也作为合作者参与其中。在他看来，只要是研究冰川的人，看到这个课题都理应兴奋。项目的研究重点是青藏高原东缘的数十座林立的山头，为了调查冰川地貌和沉积物的分布特点，各个单位加在一起，出了20多趟野外。

问题出在如何测量这些冰川的年代上。过去，学者们都是用地貌的相对年代来描述冰川形成的时间，但是这一次，崔之久需要更准确的绝对数据。学界流行并认可的两种测年方法，光释光测年和宇宙成因核素测年，在冰川面前都显得非常无力，它们只能提供最多10万年级别的精确结果，而现在留存的第四纪冰川要追溯到一两百万年前。方法上的无解让所有兴奋的情绪到此为止了。2017年，整整做了5年的课题落幕，在崔之久的评价里，「收尾收得不是很好。」

「课题是我最想做的，所以用它收场了，我也很高兴，但是这个结果我并不高兴。」崔之久面对着一个不太完满的结果，但他相信，只要能够经受得住等待，沿着他未竟的路途，这个问题总有被解决的一天。学生张威是他最信任的继承者，事实证明，在最近的几年里，张威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认识到自己的限度并没有让崔之久过分地沮丧：「如果是我自个儿没做到，我可能要后悔一辈子，但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有一点遗憾，不是很强烈。」面对冰川，他从来都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即使是在登山科考的过程里，他也没有那种强大的征服高山的欲望。有一种更稳定的情感支撑着他的工作，那是经历过人生里的重大事件之后存留下来的信念。

夺走

崔之久希望自己能和冰川有个正式的告别，它应该发生在贡嘎山海拔3600米的一座纪念墓碑处。被纪念的人是1957年攀登贡嘎山时的四位牺牲者丁行友、师秀、国德存、彭仲穆。

1957年初夏，登山队19个人从康定骑马出发，中途翻越海拔4600米的子梅山，历经7天，到达贡嘎山半山腰的贡嘎寺准备攀登。这是一段极其美丽的旅途，沿途青冈林和杜鹃花交错，构成一幅斑斓的景象。而贡嘎山呈完美金字塔形的主峰，与他们遥遥相望。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因为交通较为方便而被选中成为此行的目标。更宏大的背景是，1956年，中国登山队组建，中国的登山运动正式开始。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由全国总工会从各地的工厂抽调而来。当时的体委主任贺龙指示：登山要为科考服务，以扩大和延伸登山的社会效应。三名科学研究者被选中一同参与登山，北京大学地理系研究生崔之久的任务是对贡嘎山的冰川进行地貌考察。在此之前，崔之久进行的是经典的黄河地貌研究，冰川是他从未涉足的领域。临行前，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打电话把他叫到中关村的办公室，与他谈话，告诉他「冰川是大自然的温度计」，他才知道冰川研究的意义。

「1957年能够登顶，与其说是一次胜利，倒不如说是一个奇迹。」登山队另一位成员刘连满只要回忆起这次攀登，就会陷入长久的沉默。贡嘎山虽然海拔不高，但是以峰顶为中心，半径10公里之内的山体高差达到4000米，这是十分罕见的起伏。横断山区的110条冰川汇聚在这里，平静的冰雪之下，隐藏着断裂、缝隙和雪崩的隐患，但初尝高海拔登山的队员们对此甚是懵懂。

雪崩是在海拔约5000米处发生的。当时他们正从4000米的陡崖下部向上部6000多米的骆驼背攀登。在横过一个狭窄的雪冰槽时，崔之久听到前面有人喊，「雪崩！」他抬头一看，看不清体量的雪从他的左侧滚落下来。他还来不及退后，就被雪抛起来，在空中下坠。

被翻腾的雪崩潮包裹着，他没有任何痛感，只感觉自己轻飘飘地在飞。他的神智很清醒，甚至很清晰地闪过了「这下我完了」的念头。雪崩的速度是每秒30米，十几秒后，他从空中落下，发现自己被卡在一个冰洞的中部，头朝上，脚在下，身体被深深埋住不能动弹。残留的雪不断落下，打在他的脸上，他侧过身去，拼命扒开头部的雪，让自己能够呼吸。直到雪崩停止，他的头部还留在外面，他还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研究者一起结组，前面是组长，后面是同样来自北京大学、此行负责气象观察的丁行友。雪崩停止之后，他拉前面的结组绳，救出了被埋在雪里的组长，但是后面的结组绳已经断开——想象这股巨大的力量，结组绳可以承受1200公斤的拉力。等到他们找到老丁，把他挖出来时，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这一幕在崔之久心里永远挥之不去。这之后，还有三名队员，因为从悬崖上滑坠而死。哪怕在暮年，拥有了那么多和冰川有关的回忆，最常让他想起的，还是这次山难。

当时中国没有人研究冰川，崔之久只能找到一本苏联翻译过来的《现代冰川考察手册》，照着上面的方法进行测量。1958年，他把此行收集的科学资料写成了论文《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刊发在《地理学报》上。这篇论文中记录了冰川事业的残酷：「事实证明，只有在6000米的山脊或者更高的地方，始能比较全面地看到贡嘎山现代冰川的面貌。」

1958年，中国登山队组织攀登祁连山；1959年攀登慕士塔格峰，崔之久都作为科考队员随行。令他自己也感到费解的是，决定继续攀登的时候，他脑子里并没有阴影或恐惧，「脑子里没有害怕，因为我只要有一点害怕我就可以不干，我的导师不会说不行」。

在慕士塔格峰，他依照自己所做的详细的科考计划，研究雪线之上的地貌和冰川。为了照相和做笔记，他需要不时地把手套脱下来，反复之中，到7000米的时候，手已经麻木了。当时没有专业的宽边雪镜，7300米的时候，因为光线从眼镜的边缘不断射进来，他出现了雪盲的症状。那时他的手没有知觉，加上看不见东西，他还以为自己戴着手套。到了营地，他的手已经不能动了。

他把手包起来，由同伴扶下了山，先是骑牦牛到喀什，然后经历转机，三天后回到北京。在积水潭医院，把包裹着的布打开一看，发现手指已经变黑。

崔之久回忆说，「我本来希望他从中间截，我还可以多留一点，结果等打开一看，我什么话也不说了，没有可说的。几乎连根给你拔了。」做手术是局麻，他躺在床上，可以听到医生剁掉自己手指的声音。由于雪盲留下的后遗症，他的眼睛很容易流泪，与《人物》对话时，他需要不断地擦拭眼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是生活里的重大悲剧，但是崔之久却淡然地接受了。他还是继续用右手，用大拇指和食指残留的缝隙夹住笔和筷子。那是一种常人难以体会的、幸存者的心境：「你想他们命都没了，我这算什么啊，所以我根本不当回事。我这一辈子真的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面，无所谓。跟生命相比，你这几个手指头算怎么一回事，不值一提。」

擦痕

冰川在岩石上移动时，会因为底部携带的石块和岩石摩擦，给岩石留下大片钉子形状的痕迹。即使百万年后冰川消融不见，通过辨认这些冰川擦痕，也可以推断出冰川曾经带来的重大影响。对于人来说也是如此，和冰川交错而过后，留下的痕迹会一生也难以消除。

1957年的山难彻底把崔之久拉入冰川的轨道，从此之后他的人生再无偏离。他有无数的理由可以更改研究方向，但是却始终没有离开。1957年到1966年他登山科考的10年里，经历了12个人的牺牲。1958年，《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论文的副标题是《纪念为征服贡嘎山英勇牺牲的战友》，而为了真正地纪念他们，崔之久付出了一辈子的时间。

「我脑子里忘不了这些人，我觉得要是我换了研究方向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为登雪山牺牲的，我就是要继承他们，替他们干。」他说，「我觉得我好像应该忠诚于这些人。」

忠诚于这些人意味着不背叛冰川。此后他的研究涉及珠穆朗玛峰、公格尔峰、希夏邦马峰、天山、昆仑山等雪山。在他心里，「那些东西不是冰川的罪过」，校内的讲座经常请他去讲述自己的登山经历，他总是尽力去描述冰川之美：

「比如说在贡嘎山，冰川流到森林里边，裹着树，就像把森林剪开一样。层面上的冰川磨光面好几百米高，好几百米长，光溜溜的，就跟小孩的屁股似的。冰川下缓慢流淌的河流是乳白色的，就和牛奶一样。冰洞就是水晶宫。」

北京大学著名的登山社团山鹰社在1989年创立，当时崔之久就是社团顾问。根据一位学生创始人的说法，他就是在崔之久的讲座上被遥远神圣的冰川所吸引，所以才想要成立这样一个社团。山鹰社第二任社长曹峻回忆，当时山鹰社没有设备，很多时候都是由崔之久到中国登山协会去借。而曹峻本人，在毕业好几年后，又重新考入崔之久门下，专门研究冰川。

2002年，山鹰社组织攀登希夏邦马峰时，有5名队员遭遇雪崩遇难，这使得山鹰社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曹峻的记忆里，当时崔之久「帮忙说了许多的好话」，帮助社团能够继续正常地运行。崔之久还给《科学探索》杂志的「飞翔吧，山鹰」纪念专栏写了文章，里面写道：「我非常理解这些北大山鹰的选择。」

后来以这次山难为题材的电影《巅峰记忆》首映，邀请崔之久作为嘉宾出席。这部电影记录的是山难亲历者李兰重登希夏邦马峰的故事。在2002年那次攀登中，她是第一个直面同伴死亡的人。因为要拍摄电影，她才有勇气再次亲近这座山。「最好的救赎就是重登那座山，既是纪念，又是告别。」电影的开头说道。最后，李兰站在8000米以上的峰顶注视着皑皑的冰川说：「我们带着勇气来了，我们带着伤痛离开，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终将离去。」在首映会同行记者的描述中，崔之久流了许多的眼泪，开始无法克制地回忆起自己的登山生涯。

写作一篇名为《直面雪崩》的科普文章时，崔之久写到了1989年梅里雪山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队员。和《人物》对话时，他再次提到了他们，当时他们路经北京，还特意来拜会他，京都大学的登山队员和教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后噩耗传来，他「呆了」，登山队的17人全部覆没于雪崩之下，没有一个人来得及用随身携带的话报机向大本营发出求救信号。

遇难者的朋友、搜救队的队员小林尚礼，在之后的20多年里，一再深入雪山搜寻登山队员的遗体。

拥有擦痕的人，他们的生命和雪山、冰川这些巨大冰冷的自然造物产生了亲密的联结。背负着他人生命的纪念行动，一部分也构筑了他们自己的生命意义。

科学就是科学

尽管在后来成为了《地理学报》被引用最多的15篇文章之一，《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发表之初，反应者其实寥寥。很少有人关心冰川，只有当时在莫斯科大学冰川冻土专业留学的谢自楚在回国之时和崔之久说，他知道中国也有人搞冰川了，特别高兴。

崔之久并不太在意这些，对于他来说，写文章是一项为了自己高兴的工作。「不是为了提职我要写文章，那太没意思了，我有想法了我就要写，登不登是你的事，写不写是我的事，我有想法，我为什么不写。」思维最活跃的1982年，他发表了18篇论文。这些年来，他的研究涉及冰川的分类与形成过程、冰期的划分和环境变迁，后来还拓展到冰缘和冻土。学术生涯里，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大陆性冰川稳定发展理论」，冰川发育中的「有限控制」，「蚀积系数」概念……在他的观念里，有想法就要写出来、说出来，即使这个想法可能会成为一种科学上的冒犯。

庐山和中国东部中低山地是不是存在过第四纪冰川？这个问题在中国地学界争论了60年。最初提出庐山有冰川的是李四光，他在1947年发表了《冰期之庐山》的专著，以他的理论为指导，研究者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部的大兴安岭、太行山东麓、大别山、黄山等地也发现了许多冰川留下的遗迹，并且还划分了冰川进退的不同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院士纳里夫金，波兰的库萨尔斯基等人都著文支持李四光的见解。

在当时，李四光是绝对的权威，大部分地理学者对庐山有冰川的事情已经深信不疑。那时崔之久在南京大学地理系念本科，老师带他去大兴安岭考察，和他讲解时，用的都是有冰川的说法。但是当他毕业之后，自己开始真正研究冰川之时，再看那些被视作冰川遗迹的岩石，却无法再用那套理论说服自己。根据他的研究，那些痕迹应当是古泥石流和滑坡所遗留。

1980年，天津地质学会举行首届年会，参会的大多是赞成庐山有冰川的一派。崔之久打电话给主办方，说自己也要参加。在会上，他做了一个名叫《庐山古冰川何在》的报告。来听报告的人太多，中途还换了场地，原定15分钟的报告进行了20分钟才结束。讲完之后，很多人向他提问，大多是围攻他的。

现场的气氛非常紧张，他站在讲台上，亦即站在主流的反面，却丝毫不感到害怕。他的信心来自于对于追求真理的确信：「我相信科学就是科学，它不能把我怎么的，我虽然可能有时候吃点小亏，那又怎么了，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事。」

1981年的第二期《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施雅风的《庐山真的有第四纪冰川吗？》一文。庐山冰川真伪问题的争论愈发扩大。次年在《中国第四纪冰川沉积与地貌问题》一书中，崔之久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来有人说在黄山慈光阁有冰川擦痕，他就爬上陡峭的U型谷去仔细勘察，由调查结果得出了山体的凹痕是由于剥离和风化等原因导致的结论。1985年，《光明日报》刊登某地科技人员「发现桂林风景区存在大量冰川遗迹」的报道，他和施雅风等同仁一起前往桂林考察，第二年4月，同样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名为《桂林地区不存在冰川遗迹》的文章。

如果要解决这个争论，就一定要搞清楚，冰川堆积和泥石流等其他成因的堆积有什么区别，庐山的石头究竟应该划为哪一类？1988年崔之久给北大的研究生开课，就开始借助「混杂堆积」的概念，集中地讨论这个问题。到了2013年，这些研究成果汇总成了一本90万字的专著《混杂堆积与环境》出版。

和他合作多年的兰州大学教授李吉均读了这本书，评论说：「（我）感到欣喜之余也很吃惊，吃惊在于其精力过人，能把如此多的领域汇总在『混杂堆积』这一概念之中。这恐怕是当年提出『混杂堆积』的R. F. Flint也想不到的。」

实际上，这本书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断续完成的，其中充满了犹豫：他对沉积学比较陌生，资料不易收集，引用文献工作量大，没有在读的研究生相助，而自己又已经年届八十。「如果我内心感到『我不写，反正会有人写』，那我就真的会不写。」但正是因为隐约意识到除了他，可能没有人会再来进行这一主题的写作，崔之久才告诉自己要写下去。

2012年12月，他完成了书稿。在前言的最后，他写道：「现在既有一定的满足感，又很忐忑，生恐留下遗憾。」

有所谓的事情

「无所谓」，是崔之久谈话时说得最多的词语。多年来，他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位。出野外，条件很艰苦，夜里还要和臭虫作对。失去右手手指给他的生活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困难。这些都无所谓。真正在意、愿意去追求的事情很少，如果要概括起来，是一种只有自己能感受到的心情。

「我追求我自个儿高兴，我坦白来讲，我所有做的这些事都是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尽管遇到很多困难，有时候很危险，我都是自愿的。」他说。写文章、教学生，这是让他开心的事情。去野外，看到了想看见的地貌现象，也很高兴。

如今他长居北京的家中。阳台上的一盆植物里，放着一块他在金沙江出差时捡回来的石头。金沙江边的石头应该是被磨圆的光滑模样，但这块石头上有棱角，像一块小小的冰。这位因为年纪太大再也无法登雪山的冰川学家，没事就在自家阳台上琢磨这块石头：这是不是一种风沙的作用？

他是安徽宣城一个贫穷教员的儿子。5岁时，城里来了日本人，他和母亲在农村生活了8年，家里砍柴火、摸鱼虾是他的事，和自然是很亲近的，他也不觉得贫苦。但解放前夕，高一上学期结束，学校却不许他考试，因为他欠了两担米的学费。他的父亲很难过，教了一辈子书，自己的儿子却没有书读了。幸运的是，不久后，解放军进城了，他得以重返校园。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说的话也很简单，「我对党的感情也是很纯朴的，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他很喜欢高中的地理课，老师告诉他自然、远方、奇闻异事。报考大学的时候，地理系并不是热门的选择，但他「一下子就扎进去了」。「真没想到这么好玩，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没想到玩遍全世界，我真没想到这一步。但是我知道好玩是肯定的。所以这个很单纯，压根没想怎么生活啊什么，没有这个事，就觉得这个系一定很好玩。」

他至今记得自己本科阶段第一次出野外，是去甘肃，「我住在一个小破暗的小旅馆，好像一个坑一样，什么都没有。我发现很多臭虫，讨厌透了，我就观察，这臭虫可有意思，白天它躲着，晚上它就爬爬爬，爬到你那个屋顶上面，然后掉下来了。我都看见，好玩极了。」

他读了《人物》写数学家张益唐的稿子，感叹数学家研究的都是宏大的真命题，读到张益唐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快餐连锁店赛百味打工，又感到同情和遗憾，因为对方长时间没有工作的机会。

直到最近几年，他开始有空回忆过去的事情，觉得自己很「痴呆」。「我脑子里不太想别的事情，所以现在老了，我觉得很多地方我做得很不够，特别是对家庭。我脑子根本没有余地。」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完全由他的母亲带大，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她是怎么长大的，甚至以为近60岁的大女儿只有50岁。

对于自己，他做了很多的反思和判断。有学生的爱人来看他，给他看手相，说他性格很内向。他当时反驳说自己不这样，但后来仔细想想，觉得这个人说得也不无道理。他不是那种主动和别人交往的人。「基本没有交什么朋友，学生就是我的朋友。」崔之久说。2002年，是他在北大担任课程教学的最后一年。那一年学校评选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他当选了。学生张威记得，在颁奖礼上崔之久说：「这是我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

回望自己的人生，他感到很幸运。他既不在乎物质享受，也不渴望职称头衔，「因为这不是我追求的，肚子能混饱就行了，我不是追求要吃好的。我要看的东西我看见了，我很高兴，我就是这个心情，一直到现在。」

不是学生的后辈来请教问题，他也不会拒绝。冰川研究是一个很看经验的行当。刚退休的几年里，四处都在邀请他去帮忙，他就忙碌于这些项目之中，没有休息过。有人约他写稿子，写「古灾害」，他花了一年多时间翻资料，去弄清「古」这一概念具体指代什么时间。

尽管有计划要和冰川作别，但是只要提到冰川，或者是听到、看到和冰川有关的内容，崔之久还是不免受到触动，他会联想起冰川的许多知识，他关于冰川的发现以及每一次站在冰川面前的感觉。在人迹罕至的山原，冰川就横亘在他面前，他所踏出的每一步，都可能是人类在此踏出的第一步。对于普通人来说，冰川遥远得像一个神话，但是在他面前，冰川是熟悉的、亲切的、带来归属感的。

也许这一切来自于冰川本身就是极美的。出野外需要雇当地的司机，很多司机随他们走到冰川脚下，看着幽蓝的泛光，都会感慨这才是真正的景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出版了两期「冰川人生」特辑，采访了许多冰川学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研究冰川的人，都对冰川有着超乎一般科学家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的感情。

张威常常想起一个画面，他在博士毕业论文里也描述了这一幕——2003年，他和崔之久一起去天山考察，那天下起了雪，70岁的崔之久穿着跑野外的服装，站在高处给他们讲课，「特别潇洒」。雪花纷纷洒洒地落在崔之久的身上，而他脚下所踏的如刀刃般的山岭，是在漫长的百万年里，冰川侵蚀山体形成的刃脊。冰川刻画了山岳的形状，也同样塑造了他的人生。

60多年过后，如果判定崔之久命运的质地，会发现它和冰川甚至有些相似的纯净。就像冰川在以万年计的尺度里静默地改变着大地的形态，他也用一个人能给出的最漫长的时间，给出自己的回答。

（文｜张炜铖 编辑｜姚璐 摄影｜尹夕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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